夷狄者，与中国绝域异俗，非中和气所生，非礼义所能化，故不臣也。

而在冯契那里，这个自证概念显然否定了他坚决捍卫的符合论真理观。⑥这不是金岳霖一个人的问题。

这就必然会得出本然不能认识的结论。(66)(71)冯契：《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》，《冯契文集》第一卷，第231、77页。knowing how不能没有knowing that。冯契说他的智慧学说是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的理论。动的智慧是一种非知识活动的认识，它以体验得的天道为对象，以领会得的元学观念为内容。

然而，冯契的智慧却不是理性，而是理性的直觉。认识论只是分析认识(确切地说，对自然界认识)的可能、范围、性质和条件(预设和基础)等等问题，与性与天道的问题无关。陆贾宗儒尚道，还多表现出力辩之士的特点。

《鵩鸟赋》多引庄子《齐物论》、《养生主》之文，从自然天道观的相对无穷，到知识的相对无真，以至人生观的死生齐一，结论为庄子的知命委命[26]，与《吊屈原赋》以屈子自喻似乎更为消极。《三国演义》开宗明义就有:话说天下事，久分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汉初儒学的复兴是有深厚的学术文化基础的，《五经》师承有自己的传授系统，在社会上根基深厚，这是超过其他学派的。[30]韩婴：《韩待外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07页。

块然若无事，寂然若无声，官府若无吏，亭落若无民，闾里不讼于巷，老幼不愁于庭，近者无所议，远者无所听。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孟子宣称：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荀子批评注重理论逻辑的名家不法先王，不是礼义，而好治怪说，玩琦辞，甚察而不惠，辩而无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为治纲纪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）在他看来，名家的概念论没有直接的政治实践效用，言而无功，辨而无用，是不可取的。

[14]陆贾著，王利器：《新语校注·无为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59页。此后孔子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，儒学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，中华文化不断创新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，不断吸收其它文化的优点和长处，不断创新、发展和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理论体系。他在《春秋繁露》中系统阐述其政治思想时，则是立，即从建设未来治国理想模式角度考虑时，不得不承认法家思想还是有其合理价值的，要实现王道，是必要有法家的硬的一手的。单纯主编：《国际儒学研究》[第十八辑]（上册），第66页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2011年3月。

董仲舒把世界上的事物概括为阴阳之道。[15]陆贾著，王利器：《新语校注·至德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118页。贾谊这里所谓的法，显然是指刑法。通过这些措施，达到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，外足以事上共税，下足以畜妻子极爱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。

汉儒要实现儒学与政治的结合，必须与别的学派结合构建出政治实践操作系统。教化的主要方法是立大学以教于国，设庠序以化于邑[39]，即广泛设立学校，通过广泛的教育使社会成员贵孝悌而好礼仪，重廉仁而轻财利[40]。

第五，儒学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。他以宾客从刘邦平定天下，以其几辩之才受到信用，常奉命出使，均能不辱使命。

[37]天道的特点是任德不任刑，因此君主遵循天道治国就应该推行德治。《韩待外传》尽管名义上依附于《诗经》，但它使用的材料却来自几个哲学学派的著述并加以折衷。董仲舒在前人的基础上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，经过思想整合，构建了汉代新儒学的思想体系。美俗就要不断修身，提高道德品质，以身作则，化民成俗。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就是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短命情形下进行的，对长治久安的追求就显得分外热切，也表现了统治者在上升阶段的进取精神。由于社会发展的广泛需要，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诠释，儒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经典。

如司马迁说：世之学老子者，则绌儒学，儒学亦绌老子，‘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岂谓是耶?[⑥]但是，应该看到另一个深层次的历史事实：西汉前期几十年在政策上公开推行黄老思想为治国基本准则的同时，也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参酌实施了儒家思想的相关内容，并收到了预期的功效。孔子的弟子有子也说礼之用，和为贵。

[22]秦曾经那么不可一世，但很快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土崩瓦解，其原因就是不施仁心，行仁政。[19]陆贾著，王利器：《新语校注·至德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117页。

[25]认为礼与法作用的时间不同，功用也不同，礼重于教化，促人向善，防患于未然。所以，有论者说：黄老学虽属道家，但由于它在学说上兼综诸家包括吸收儒家思想的特点，因而也成了由先秦诸子学向汉代儒学转化的思想桥梁。

他们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传统，……积极宣传与发展儒家理论，为汉政权提供新的指导原则。二是在更化的口号下，强调西周以来的德治思想，并结合儒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德刑、礼法之争辨的理论成果，完成德刑兼用，德主刑辅的主体治国方案。董仲舒的思想来源是多元的，既有邹鲁文化的传统，也有燕齐方术的传统，还有一部分三晋文化的传统。贾谊与陆贾相似，也是从反思秦王朝速亡的教训来提出其以仁义守天下的政治主张的，他认为秦之速亡，就在于取得政权以后仍然以法治诈力为统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，而没有改弦更张。

董仲舒，广川（今河北枣强）人。传《诗》的大师尚有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。

美政就是要善调一天下，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、政法制度等，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。他站在儒家立场上，以儒为主，兼容法家，提出的主张是文武并用，德刑相济，而以德为主。

由于这些与黄老学相通，就被较好地整合进了当时的政治指导思想中，并寄托在黄老思想中发展并应用。[36]《春秋繁露·基义》，《董仲舒集》，学苑出版社2003年，第278页。

司马迁也说：余读陆生《新语》十二篇，固当世之辩士。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今天，值得我们研究总结，发扬光大。这些行为规范无一不是体现了在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道德原则。三是以《春秋》为基本思想材料，在政治实践上提出引礼入法(制)、礼法并用，以礼主法的思路，使儒学从理论形态迈向实践领域，为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。

刑者不可任以治世，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。[37] 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2502页。

君以国以为本，君主为本，吏以为本。[41]这也是一种矛盾的说法，并没有解释董仲舒何以会有这种矛盾。

原则上说，这些看法并不有错，但未免对黄老学的实际影响力估计过高。……阴者阳之合，妻者夫之合，子者父之合，君者臣之合。